左大培：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其實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那以后中國不僅有世界上**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也有著**經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史的研究者都承認，至遲到400多年前的明代，中國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可是問題恰恰在于，這些“資本主義萌芽”都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的是公有化政策。1978年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生產中占了統治地位。私有化的鼓吹者們認為，那時的“公有企業占統治地位”是政府的政策“違反自然規律”，“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但是也正因為中國政府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來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中國才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同樣落后的大國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

1978年中國轉而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平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學界有人認為這樣持續的高增長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其實這是誤解。不要說這些年中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仍然有顯著發展，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

熟悉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狀況的人都知道，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有許多大的外商投資企業干脆一開頭就從與中國國有企業合資開始。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國有部門，不僅包括國有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而且包括了國有企業。沒有國有部門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這些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記者：在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的地區中，私營企業的發展狀況怎樣？

左大培：**近二十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而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熟知當地經濟狀況的人都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快的兩個地方——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私營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而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向它們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它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由于有了信貸自主權而對本地鄉鎮企業極為寬松的信貸支持。

浙江的私營企業早期的典型是溫州的家族小企業，近十年來則以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確實首先得益于浙江私營企業家們的勤奮和精明以及敢冒風險的創業精神，但是它們同時也大量利用了國有部門溢出的技術。一旦沒有了比它們技術水平高的國有部門向它們溢出技術，它們的發展就會陷入停滯。

本來經濟的發展和增長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它應當首先體現在產業升級上，體現在支柱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不斷提高上，但是**近幾年，部分溫州的企業家卻從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日用消費品生產轉向了使用**原始技術挖煤的山西私營小煤窯，這就不是產業升級，而是產業的下降。溫州人的投資方向所反映的這種經濟停滯和水平下降，絕不是由于溫州人的資金已經絕對地過多。相比日本和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溫州人的人均資金數額還是比較少的。如果溫州人從事如日本和美國那樣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密集式生產，溫州人自己有的這點資金是不夠用的。溫州**近幾年出現的是資金的相對過剩，而這種過剩的根源恰恰在于溫州特殊倫理習俗下的家族私有制。

溫州人自己這樣解釋他們為什么將資金投向倒賣大城市的住宅：做其它的工業我們沒有技術，做大商業我們斗不過美國沃爾瑪那樣的跨國超級市場。現在跨國公司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無法在制造業和商業領域同它們競爭。這就是說，首先是缺乏較高水平的技術，使溫州人無法進一步大量投資來發展更高水平的制造業。但是妨礙溫州產業進一步升級的不僅是溫州人能夠掌握的技術。許多企業規模較大的制造業，如農用車制造、摩托車制造等等，一方面需要大量資金，另一方面國內也掌握了足夠多的技術。有3千億資金的溫州人如果能采用現代的股份公司形式，就可以將他們多余的資金集中起來，在這些產業的發展上取得成就。但是溫州人卻一直不能這樣做。

從國有經濟必要論的角度看，溫州目前面臨的問題簡直就不成其為問題。溫州的當地政府早就應當投入必要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開發溫州產業升級所需要的技術。政府可能需要向私營企業收稅來為這種研發提供資金，但是只要政府將研制出的技術以足夠的優惠條件向私營企業擴散，溫州的私營經濟就可以**終從政府籌資進行的研發中受惠，溫州的經濟也會走上產業升級的健康發展之路。

溫州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對私營企業的迷信造成的。沒有國有的技術研發、不搞國有經濟使溫州經濟喪失了發展后勁。溫州的問題恰恰在于缺乏必要的國有經濟。浙江的另一個近年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臺州，更顯示出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臺州的私營企業規模比溫州大得多，生產的產品也更重型化。臺州**有名的產品是縫紉機和摩托車。有名的生產“飛躍”縫紉機的私營大企業當然得益于其經營者的能力和膽識，但是它使用原來歸上海的國有企業所有的“飛躍”商標這一點，就暗示它**初的技術和品牌都來源于國有企業。

臺州的路橋區遍布著私營的摩托車企業，臺州人在2002年時就說：生產摩托車是一種簡單的技術。我曾經問一家生產摩托車的私營企業的老板，它生產的摩托車的發動機又是誰生產的。這位老板回答說是自己生產的。但是當我再問他生產的圖紙從哪里來時，他卻一聲不吭。顯然，這些摩托車企業的生產技術**初都是從別的企業“溢出”的。這種“溢出”的源頭不是國有企業就是國有企業與外商的合資企業。

臺州的另一家股份制企業更明顯地表明了它從哪里得到生產技術。這家企業原來生產各種壓制的塑料產品，其中**主要的產品是壓制的摩托車塑料配件，這些塑料配件是為重慶的一家摩托車廠生產的配套產品。2002年前后，臺州的這家企業開始自己生產摩托車。顯然它的技術來源于重慶的摩托車生產企業。重慶現在有許許多多家私營的摩托車企業。他們技術的來源應當就是國有企業“重慶嘉陵”。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重慶的國有軍工企業就開始生產當時的國際技術水平的“嘉陵”摩托，后來湖南株洲和濟南的國有企業也都大量生產現代化的摩托車，濟南生產的摩托車就是著名的“輕騎”。重慶的著名私營摩托車生產企業如“力帆”從不諱言它大量使用了原國有企業的員工甚至下崗職工。

這樣，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條摩托車制造技術的擴散路線：從國有企業“嘉陵”開始，擴散到重慶的那些私營摩托車制造廠，再擴散到浙江臺州的私營企業。

記者：浙江的私營企業依靠國有經濟向其“溢出”技術、提供技術人才，那么全國的私營企業是不是都顯示出這樣的依賴關系？

左大培：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東北可以說是中國工業化程度**高、經濟**發達的地區。相比東南沿海地區，**近二十多年來東北的經濟增長確實緩慢，許多企業甚至整個地區都陷入了經濟上的困境。**近十幾年來流行的說法是，東北經濟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東北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比重太高。這種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實際的情況是，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是東北經濟賴以生存的支柱，甚至也是東北城市中的私營企業賴以生存的支柱。沒有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東北的經濟要崩潰，連東北的私營企業都活不下去。

**近我聽老家大連的一位親戚談到了大連的一家私人合股的小有機化工廠，該廠專門生產幾種紡織品生產用的輔助材料，產品銷路不錯，企業的日子也就過得不錯。但是這家私營有機化工廠生產的產品及其生產技術，都是由大連國有的化工研究所轉讓過來的技術。沒有國有單位提供技術，這樣的私營企業根本就無法經營。

我在沈陽的一位老朋友是真空技術行業的高級技工。他告訴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沈陽市的真空技術行業有從業人員2000人，都集中在兩個國有企業和一個當時歸一機部領導的真空技術研究所里。現在那兩個國有企業已經倒閉，那個真空技術研究所也由于一機部被撤銷而轉歸地方領導，靠著一年幾百萬元研究經費而慘淡經營。但是現在沈陽從事真空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已經有近萬人，他們當然幾乎全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這些私營企業大的有幾百人，小的只有十幾個人。不過，這些私營企業的技術骨干幾乎全是該行業原來的那兩個國有企業和真空研究所的員工。現在該行業的不少私營企業還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職員工經營，這其中的關系一望可知：國有研究單位的員工將自己得到的技術知識用于私營企業，成了私營企業技術知識和技術力量的來源。

我的那位老朋友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們這個行業的**大問題是后繼無人。我們這些從國有企業培育出來的技術工人都已經老了，卻沒有新一代年輕人來接替我們作技術工人。沒了新一代的技術工人，中國的這個行業還怎么搞下去呢？要知道，連廣東**近這些年新興的真空技術企業，在技術上也依靠從沈陽招去的那些國有企業的老技術骨干！

我的老朋友那一代老技術工人是在國有企業中培養出來的。這么多的私營企業竟然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一代技術工人。沒有了國有企業，連技術工人都無法正常培養，中國的人力資本面臨著不能增加反而減少的威脅！

**近20年來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克服它那與生俱來的老毛病——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率先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無法有效地聚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那些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要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來研究、開發和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有效地籌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那些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

國有企業的效率并不低

記者：由于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普遍經營困難、60％多的國有企業出現虧損，所以一談到要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許多人就認為這會降低經濟效率，您對此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