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成為當前我國農村改革的重要一環。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文，提出堅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實行“三權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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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農業大國，土地一直都是廣大農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生產資料，相關政策變革必然會對農民日常生活產生不小的觸動。回顧我國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立法的演繹軌跡，從禁止、限制、再到明確開放，已然走過了三十多個年頭，決策部門的謹慎心態由此可窺其一斑。不可否認，隨著生產技術水平日新月異以及國際經濟互動日趨深入，我國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格局早已不合時宜。有報道稱，2015年前7個月我國進口糧食達7256.8萬噸，嚴重沖擊國內糧食市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國內糧價偏高，主要作物小麥和玉米分別比國際市場平均高出56%和65%，國內外市場價格倒掛致使國內糧食“供給”超標，農民增產卻無法增收。可見，我國農業亟待朝現代化、規模化、專業化方向邁進，以逐步改觀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結構調整困難等痼疾，而土地流轉則是撬動這一經營模式轉型的必要前提。一旦農村集體土地合理流轉起來，那么這一原本分散的稀缺資源將得到重組與盤活，傳統家庭式耕種與農業產業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將逐步彌合，并同時帶動資金、技術以及勞動力等其他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終實現農村產業升級、國內農產品競爭力提升、農民持續增收等良好訴求。

　　但需要指出的是，廣大農民對土地的天然依附心理根深蒂固，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意味著部分農民將會與土地“剝離”，難免顧慮重重。而此前已有實踐觀察，有地方村委會及鄉政府或為了本地區經濟長效發展、或為了即期繁榮，在土地流轉中越俎代庖，未經農戶授權擅自以集體的名義與投資者簽訂協議，之后再由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通知農戶。農戶的知情權、決策權與監督權受到侵害，由此觸發了不滿情緒。可見，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執行只有嚴格遵循平等協商、依法、自愿原則，才可能減少各方的疑慮、切實保護農戶利益，否則改革績效將會大打折扣，甚至為貪腐埋下隱患。恰因此，對于土地確權登記手續、流轉合同文本、土地審核評估等核心環節，相關指導性文件應當提出具化要求和懲戒舉措。同時，決策部門可考慮通過市場之手代替行政力量主導交易，建立規范的交易平臺、引進專業第三方機構，以促進農村流轉土地信息公開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確保土地流轉過程的公開、公平與高效的基礎上，有關部門還應當對流轉后的土地經營方向及新型農民安置問題進行管理，引導微觀實體動向與宏觀目標趨同。一方面，流轉土地的接盤人往往注重從投資回報角度考量，通過批量種植蔬果、花木等經濟作物實現快速致富。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改革之名將集中的大量農地用于旅游度假村、高爾夫球場以及私人會所等非農建設。各地在農村土地流轉改革中需警惕這種“非糧化”傾向，防止我國糧食安全的根基受損，嚴格保護全國18億畝耕地紅線不受觸碰。另一方面，當大批農民擺脫土地束縛走出農村之后，各級政府的配套服務工作也應有所跟進，以此避免新型農民淪為在家無地種、出門無工做的“夾心”邊緣人。對此，各地應針對農民特長加強培訓教育工作、搭建職業供求對接平臺、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社保功能，盡可能縮小進城農民與原城市居民之間待遇差距，實現公共福利的公平惠及。近日有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末我國約有80%的農民工沒有參加法定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地方保障性投入壓力不容小覷。當然，公共服務水平提高需要地方財政的大力支持，而后者實力的夯實則牽涉到財稅體制變革、地方戰略部署等深層次配套舉措，決策部門應對此實施統籌規劃、盡早厘清。

　　在近期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成為帶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引擎，其頂層設計和政策實踐均應得到審慎推進。